1948年，没有终点的“江亚”轮

说起海难

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总是“泰坦尼克”

说起中国的海难

人们第一反应可能是“太平轮”惨案

但事实上

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事故

遇难人数远超“太平轮”

也远远超过了“泰坦尼克”号

【今日由头】

1948年12月3日

“江亚”轮惨案

1948年的12月3日的下午，上海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，人群熙熙攘攘。

金国平带着妻子，抱着才一周岁的儿子，在和一个黄牛票贩讨价还价。

他们一家三口要坐船从上海回宁波，但黄牛开的票价实在太高。夫妇俩商量了下，决定明天再回去。当他们抱着孩子，一只脚已经踏上人力车的时候，黄牛追了过来，说愿意按他们说的价钱卖。略一迟疑，金国平买了两张三等舱的船票，带着妻儿上了船。

在金国平夫妇上船之前，严阿土已经上了船。

严阿土是上海电池厂的一名普通工人，宁波籍，也是要回宁波办事。由于他买的是统舱票，没有固定座位，所以他早早就来到了码头，排在队伍的第一个上了船，希望能找一个好位置。

和严阿土相比，徐小文和她的未婚夫林瑞生就从容很多。

徐小文是上海闵行南货店老板的女儿，是典型的富家小姐。她是要去宁波看望外婆，因为出门前收拾东西和化妆打扮，险些迟到。他们买的是特等舱船票，两人手挽着手，到快开船的时候才从容上船。

上海当时的十六铺码头

当然，也有可以不用买票上船的，比如戴仁根。

戴仁根的舅舅是船上的水手。和很多水手会把自己亲戚朋友免费带上船一样，舅舅把18岁的戴仁根也带上了船，安排在了二等舱，嘱咐他不要随意走动。

下午3点半左右，船长沈达才登上了船。沈达才从1934年开始担任船长，已有14年的经验。下午4点，沈达才看了看手表，下令升起舷梯，准备开船。

这时，从码头上飞奔过来一个小伙子，他叫邹信芳，19岁。

邹信芳在上海一家军服厂打杂，他手里举着一张统舱票，边跑边喊：“别开船！还有乘客！”

轮船的舷梯自然不会为这个小伙子再单独放下。头脑活络的邹信芳随即打听到船尾还有个小门在上货，赶紧跑了过去，递给一个搬行李的伙计几张钞票，跟在他后面登上了轮船。

邹信芳应该是最后一个登上船的人。

下午4点半，一声长长的汽笛响起，轮船缓缓离开了十六铺码头。

这艘离港的轮船，叫“江亚”轮。

“江亚”轮，前身是1939年日本神户制钢播磨造船厂为“东亚海运株式会社”建造的客货轮“兴亚丸”，与“宁波丸”（后来的“江静”轮）等为姐妹船。“江亚”轮全长102.4米，宽15.3米，型深4.7米，排水量3365.7吨，马力2500匹，航速18节，设计的载客人数是1186人。

抗战胜利后，根据协议，“兴亚丸”被国民党海军接收，后被国民政府转拨交通部并交由招商局营运，以补偿招商局在抗战期间沉船封港的损失，招商局遂将此船改名为“江亚”轮。经改造后的“江亚”轮可载旅客2250人，并增添了包括特等餐厅等设置，成为当时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。

“江亚”轮

但是，在1948年12月3日这一天，“江亚”轮的出口报告单上填的乘客数字，却达到了2786人，其中乘客2607人，船员179人。而且，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通过各种渠道混上船的无票乘客，外加水手、茶房、服务员这些人带上船的各种亲戚。据统计，如果要把这些人全都算上，“江亚”轮上可能搭载了有4000人——还没计算另有175吨的载货。

但即便如此，这应该也不算是一次艰难的航行。“江亚”轮此前已多次往返这条航线，而船长沈达才也对这条航线轻车熟路。那一天，沈达才专门关注了天气：晴到少云，气温3摄氏度至7摄氏度，风力2至3级——这样的天气，对航行来说是非常合适的。

按照“江亚”轮的预定航线，从十六铺码头起航，沿黄浦江驶入长江，顺流而下进入大海，然后右转，沿着海岸到达宁波。这条航线的距离不长，一夜之间就可以抵达宁波。在通过吴淞口进入大海之后，船上开始供应晚餐，而沈达才也离开驾驶舱，去餐厅吃饭。

晚上6点45分，大概在沈达才前往餐厅10分钟后，“江亚”轮行驶到了横沙西南的里铜沙附近。

从经纬度上来看，是北纬31度15分、东经121度47分。

这是一个后来让很多人刻骨铭心的坐标。

就在此时，“轰”的一声，“江亚”轮的船尾忽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。

“江亚”轮出事地点

在轮船传出爆炸声的第一时间，沈达才就冲回了驾驶室。

随后赶来的轮机长和司炉带来了好消息：轮机没问题，锅炉也没有爆炸。但这个好消息也带来了疑问——除去这两处，“江亚”轮其实是不可能因自身问题发生爆炸的。

同时，坏消息也传来：由于大爆炸发生船尾，而“江亚”轮的报务房也在船尾，在这场爆炸中，两名报务员一死一重伤，报务房也被彻底摧毁——“江亚”轮无法通过发电报求救了。

沈达才决定自己去船尾看看，但他走上甲板，发现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乘客，根本寸步难行，只能再退回驾驶室。

此时，船体已经开始发生了明显倾斜，沈达才知道，这场爆炸的威力十分巨大，“江亚”轮已经随时有沉船危险。这时，沈达才还是凭借丰富的经验下了第一道命令：

船头向右转90度，离开航道，紧急冲滩。

这道命令无疑是正确的。里铜沙一带水位不深，“江亚”轮如果能成功冲滩搁浅，那么浅滩就能阻止“江亚”轮船体下沉。

随后，沈达才下了第二道命令：

立刻拉响汽笛求救。

在轮船失去发报功能的情况下，鸣笛求救是最后的办法。按照通行惯例，应该是鸣笛六声，代表遭遇险情请求救援。但是“江亚”轮只鸣了一声凄厉的汽笛，就再也没能发出声音。

海水上涌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快到连“紧急冲滩”也无法做到了。

在漆黑的夜里，“江亚”轮开始迅速沉入冰冷的海水中。

此时此刻，船上乱做一团。

冰冷的海水首先涌入的，就是位于船体最下部的货仓和统舱。

糟糕的是，此时此刻，统舱刚刚在进行查票。由于这一次航程无票上船的人实在太多，为了防止查票时无票乘客外出躲避，所以统舱的通道用铁栅门都锁了起来。

海水涌进来的时候，统舱的人根本就逃不出去，瞬间就被海水吞没。

“江亚”轮中的死难者

但是，第一个上船的严阿土逃了出来。

严阿土因为第一个上船，立刻就在统舱中找到了一个好位置。但还没坐多久，就上来了一个长相极为剽悍的中年男子，让他让出位置滚蛋。怕惹事的严阿土只能忍气让了出来，自己坐到了扶梯口。

恰恰是因为坐在扶梯口，所以严阿土在爆炸发生的时候没有被锁在铁栅门里，能在第一时间往四等舱跑。严阿土后来回忆，他是第一个跑出来的，后面没几个人跟出来，“一开始下面哭喊声一片，但很快就没有声音了。”

最后一个登船的邹信芳当时就站在四等舱的过道。

爆炸发生时，邹信芳整个人都蒙掉了。短短几分钟之内，海水就已经灌入船舱，水已经齐腰深。邹信芳在急速的水流中漂浮，幸运地飘到了三等舱的楼梯口，开始往上爬。

但更多的四等舱乘客却没有这样的运气，很快就被冰冷的海水卷走。邹信芳后来回忆，当时他身后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子在大哭，他想回头拉她，一个没拉着，转眼她就被海水吞没。邹信芳一辈子记得那个女子最后绝望的呼喊：

“救救我的孩子！”

金国平夫妇带着他们一周岁的儿子，就在三等舱。

在爆炸发生的那一刻，金国平夫妇抱着儿子跑出了舱室。但由于“江亚号”下沉时船体迅速倾斜，三人全都掉进了海里。

金国平水性很好，但妻子和儿子却都不会水。他左手拉着妻子，右手拉着儿子，拼命踩水保持不沉，却发现此时必须要做出抉择：两个要全拉住，三人肯定会一同沉到海底。

在电光火石间，他松开了握着儿子的手。孩子立刻被海水卷走，金国平后来回忆，“只记得那只小小的手划过了自己的脖子。”

但是，金国平却也无法拉住自己的妻子了。浪头越来越大，金国平觉得拉住自己的妻子越来越困难。一个大浪打来，金国平听到一句：“国平，别拉我了，放开我吧”，妻子随即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。

被舅舅安排在二等舱的戴仁根，也在爆炸发生时就冲了出来。当时他的舅舅赶了过来，让他呆在原处先别动，他去找救生圈。但戴仁根此后就再也没有等到舅舅回来。

当时“江亚”轮的接收典礼

特等舱受到的爆炸冲击是最小的。

徐小文和林瑞生当时就在特等舱里，发现电灯忽然熄灭了。这时，特等舱的服务员端着点亮的蜡烛走进了房间，告诉他们可能锅炉出了点问题，没大事。

但几分钟后，服务员又冲了进来，摘下了他们房间的一个救生圈，转身就跑，临走时丢下一句：“船要沉了，你们快逃吧！”

一个房间两个救生圈，被服务员拿走了一个，还剩下一个。徐小文惊慌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夫林瑞生。

林瑞生将剩下的一个救生圈套在了自己身上，跑了出去。

船长沈达才的“紧急冲滩”命令虽然没有完全成功，但毕竟还是起了些作用。

在经历了最初的下沉之后，全长超过100米的“江亚”轮尾部还是触到了海底，这让这艘船的烟囱、桅杆和一部分上层甲板，在此后的几个小时仍能露出海面。

露出顶部的“江亚”轮

但是，沈达才作为一名船长，做出的贡献也仅仅于此。

在“江亚”轮发生爆炸后的两个多小时，周边有几艘船赶了过来，其中就包括同属招商局的“茂利”轮。当时，“茂利”轮放下了一条舢板，接了沈达才和一名船员过去商量营救办法，但舢板回来的时候，上面只有那个船员，船长沈达才并没有回来——按照国际通行规则，船只沉没，船长应该最后一刻离船。

自船长以下，“江亚”轮上的船员在这次灾难中的表现，让人非常失望。

灾难发生时，从舅舅找救生圈给自己外甥，到服务员进客人房间抢救生圈，船员们大多争先恐后地自顾自逃命，居然没有人想到去放救生艇。据事后统计，在179名船员中，有100多人逃出，生还率超过60%。

在无法依靠专业船员救援的情况下，“江亚”轮上的幸存旅客，只能期待别的船只伸出援手。

最早发出救援电报的，是两艘路过的渔船。他们在发现了几名落水者后，立刻前来搭救。

但是，由于这两艘渔船是刚刚捕鱼归来，本来也载重有限，所以在救起28人之后，船体已经开始进水，最终只能驶离。但在离开前，渔船把失事位置发电报报给了上海的招商局海运值班室。

由于“江亚”轮的沉没附近海面上漂浮着数百人，一见到船就拼命去扒船舷。再加上大船沉没时会出现旋涡，如果其他船只贸然靠上去，会有被吸入或被大船侧翻打沉的危险，所以有一些船只虽然在附近，却不敢靠近。就连同属招商局的“茂利”号也只敢保持一段距离，通过舢板救人。

“江亚轮”捞救场面

但是就在此时，有一艘体积并不大的船，却勇敢地靠上了即将沉没的“江亚”轮。

这艘船叫做“金源利”号。

“金源利”号是一艘运输船，木壳机帆，排水量300吨，只有“江亚”轮的1/10。如果“江亚”轮沉没，“金源利”号其实也会发生危险。但这艘小船，却经过好几次尝试，最终终于成功将船头顶上了“江亚”轮，然后用绳索将两船连接，开始搭救船上的乘客。

“金源利”号之所以那么果断，是因为船主当时就在船上，是他直接下令靠上去营救的。

船主的名字，叫张翰庭。

张翰庭曾留学日本，参加过同盟会，当时是浙江省的参议。当晚他因为去上海谈事，搭乘自家的“金源利”号返回浙江温岭，正好碰到了“江亚”轮沉没。当时张翰庭下了两道命令：第一，一律不准船员私自去打捞漂在海面上的乘客的财物（当时有船只趁火打劫捞取江面上的箱子和财物）；第二，抛掉船上运载的3000箱橘子，把舱位统统空出来救人。

于是，在夜色和寒风中，“江亚”轮上的部分幸存者们转移到了“金源利”号上。但是，由于“金源利”号实在太小，在救上了400多人后，船体开始摇晃。而“江亚”轮此时也在加速沉没，通过绳索牵引，拉着“金源利”号一起下沉。

无奈之中，张翰庭只能下令砍断连接两船的绳索。“江亚”轮上还未获救的乘客哭声一片，张翰庭不忍心，下令再放下随船仅有的两艘小舢板，再救起了几十人。

事后统计，“金源利”号在这起海难中一共救起了453人，占后来“江亚”轮全部获救人数的一半。

张翰庭。在“金源利”号救人后几天，事迹传出，上海全城轰动，很多市民自发给“金源利”捐钱捐物，但张翰庭将财物都捐给了慈善。

解放后，张翰庭留在大陆，曾拿出4万斤大米和10万斤草料犒劳进城的解放军，并上缴家中一切武器。但在不久后就被温岭县县长下令逮捕，罪名有杀害共产党人、贪污、资助国民党等五大罪状。此案当时引起轰动，浙沪无数百姓市民自发为张翰庭请愿。当时上海市长陈毅希望把人要到上海，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希望把人要到杭州，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均儒还向周恩来请示。但最终张翰庭依旧被迅速枪决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在张氏家人和“江亚”轮幸存者的多方奔走下，习仲勋同志曾批示统战部牵头再查，但此案目前的最终结果仍是“维持原判”。

晚上10点左右，“江亚”轮的姐妹船“江静”号姗姗来迟。

一直爬在“江亚”轮桅杆上的邹信芳，当初最后一个上船，最终也成了最后一批获救的幸存者。他回忆被救上“江静”号后，“江亚”轮上已经基本没有活人了。此时，海面上还有一些零散的落水者，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后挣扎的能力，渐渐被冻僵，沉入海底。

整个“江亚”轮最后幸存乘客，也就900多人。

获救的乘客绝望地望着即将沉没的“江亚”轮

出于技术原因，招商局在3天后才派船到出事地点开始打捞遇难乘客。

90多名潜水员，十几艘船，日夜打捞，一共打捞出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，其中男性629人、女性414人，男童208人、女童132人。算上幸存者的人数，至少还有1000多人尸骨无存。

捞救现场

12月6日，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成立“江亚”轮惨案善后委员会”，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和招商局要求赔偿。但招商局却以“失事原因尚未查明”为由，对赔偿问题既不拒绝也不表态。其中以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态度最为强硬，声称“在责任未明确之前，决不赔偿抚恤金；即使责任判定，也不能接受遇难者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和条件。”同时，他还威胁要追究遇难者家属妨碍公务、破坏航运安全的重大责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几个月后，徐学禹从招商局总经理升成了董事长。

图为“江亚”轮遇难者家属在同仁辅元堂认看遇难者照片。1949年2月，数千名愤怒的江亚轮遇难者家属聚集在招商局门口，抬棺抗议。结果，国民党当局派出大量警察弹压驱散，几乎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。

既然要找原因，那么“江亚”轮爆炸沉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

“锅炉爆炸说”首先被排除。之后不久，从招商局流传出一种说法：是共产党人带着定时炸弹上船干的，目的是要炸死有时会乘坐这艘船的蒋经国。

这个经不起推敲的说法不久之后被专家组从技术上也给否定了：经水下勘探，爆炸形成裂口长达9米，绝不可能由个人携带什么定时炸弹或爆炸物能够造成如此破坏。

当时，调查组基本都已认定了一个原因：“误触水雷”。抗战时期，为了阻止日军进入长江口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大量水雷，但战后却没有全部排除，“江亚”可能偏离了航道，触碰了水雷。如果这个原因成立，罪责就要怪到政府，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一直没有表轮态。

“江亚”轮爆炸原因就这样一直拖到了解放后。1981年，当时在事故后接替徐学禹出任招商局总经理的胡实渊，忽然撰文《我所知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》，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个内幕：

在1949年4月间，胡时渊陪同前任徐学禹宴和国民党海军部长桂永清吃饭，桂永清在席间告诉他们：“江亚”轮是被海军飞机的坠弹击沉的。

据胡时渊转述桂永清当时的说法，当时国民党海军得到情报说海州的国民党部队有意投向共产党，便急派一架轰炸机携带五百磅炸弹前去侦察轰炸。但是飞机越过海州时未发现部队行动，于是带弹返回。飞经吴淞口上空时，炸弹因机械失灵脱钩落下，正好落在“江亚”轮的舷侧，被“江亚”轮桨叶卷入船体，引发剧烈爆炸。此事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绝对机密，一直保密。

然而，这个说法却又太过巧合，且当时“江亚”轮的幸存者回忆中，并没有人提起当时看到过飞机飞临上空，所以还是存疑。

至今，“江亚”轮爆炸原因依旧是个谜。

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“江亚”轮其实没打捞上来。

1949年初。招商局邀请日本打捞专家勘探后拿出打捞方案，预算为19万美元。之后，招商局还邀请美国专家来考察，认为没法打捞，只能炸掉。由于潮流冲击等作用，沉在海底的“江亚”轮已经断为两截。

当时《申报》登出的第一个寻人启事

1956年，上海市人民政府从政治角度考虑，同时也为清浚航道，决定打捞“江亚”轮。从1956年第二季度开始施工到8月20日打捞完成，前后历经160天，沉没的“江亚”轮终于重见天日。

在打捞过程中，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骨骸、物资收集小组，不论是一节残损的骨骸还是一件很小的首饰，他们都想办法将其捞出。有的死者头骨里满是烂泥，打捞工人们就用水把它冲洗干净，然后装箱。对所有捞获的物资，均由拾到人、收集人会同行政领导人三方面当场点清、盖章、密封，然后送打捞工程局保管，统一交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处理。

据统计，这次打捞共捞获不完整的骨骸2大箱4小箱，各类首饰上千件，大小金条21根，小金块5块，金镯51只，金戒指228.5只，折黄金287两。此外还有钻戒、宝石戒、银元、银器、外币等。这些物品除其中少数的有私人印记还可以辨认外，绝大部分无特殊标记。

1957年4月23日，委员会公布了“江亚”轮捞获物资善后处理的帐目。总计捞获物资（除发还给家属的物品外）折价为29400余元，修建公墓后结余的12000余元由委员会移交上海市救济会统一处理。

1957年4月25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刊载的关于“江亚”轮善后处理事项的报道

至于“江亚”轮这艘轮船，由于还有利用价值，被送入江南造船厂回炉改造，于1959年2月4日上午重新出现在上海十六铺码头，改为长江内河货轮，往返上海与武汉之间。

首航那天，“江亚”轮再次来到了当年的事故发生地，汽笛再一次鸣响。

改造后的“江亚”轮

1966年11月，“江亚”轮改名为“东方红8号”。

1979年1月30日，“江峡”轮与“东方红8号”在南京草鞋峡相撞，“江峡”轮沉没，经济损失达500万元。

1983年，“东方红8号”退役，停泊在武汉港月亮湾码头，作为长轮武汉公司船队的水上基地。

2000年6月，“东方红8号”被转卖给温州拆船个体户。当年7月8日，船上工作人员在拆卸时，不慎引燃了机舱内油污发生火灾，结果轮船基本全被烧毁。

2001年春节前，“东方红8号”的残骸被拆毁作废钢铁变卖。

“江亚”轮上当初的那只木质舵轮被保存了下来，送入了宁波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。

这是目前见证当年这场特大海难的唯一实物。

“江亚”轮幸存者和后人们抚摸舵轮

【馒头说】

想再来说说文中那几个人的最后命运。

戴仁根后来在海面上找到了一根木头，凭借年轻力壮，最后活了下来。他后来听另一个逃出来的船上的厨师说，当初他的舅舅并没有抛弃他，确实是找了两个救生圈回来救他，但路上被一群乘客抢走，只能再回舱内去找，就再也没能出来。戴仁根从此以后再也没坐过船。

金国平后来精神近乎失常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：“当初如果没买那两张黄牛票就好了。”

徐小文上岸后就和未婚夫林瑞生解除了婚约。她当时落入了海中，被一名陌生的男子相救，男子一直在海里保护着她，直到把她送上一艘来搜救的帆船。上岸后徐小文得知，那名男子是个农民，自己的新婚妻子也死在了“江亚”轮上。徐小文曾提出以身相许，但那名男子以“你是城市大小姐，我们不合适”为由婉拒。徐小文后来成为了一名护士，终身未嫁。

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前，总能展现出人性的复杂。

当时舟山的报纸曾报道过一个典型的例子：定海人朱三官，与妻子、堂妹及10岁的儿子当时也在那艘“江亚”轮上，船沉落水，一艘路过的沈家门大捕鱼船，放小舢板将一家四口救了上来。

但是，船老大称“妇女上船不吉利”，坚持只让朱三官与儿子登船，妻子和堂妹只能呆在小舢板内由渔船拖行到沈家门。小舢板后被巨浪掀翻，妻子与堂妹只能死死抓着绳索在海里沉浮。朱三官下跪哀求，但船主却坚决不让两人上船。

最终，妻子与堂妹被波涛卷走。悲愤至极的朱三官，抱着儿子投海自尽。那艘渔船的船主上岸后没几天就卖掉了渔船，据说此后再也没出过海。

当初“江亚”轮的船长沈达才，后来参加了香港招商局的起义，率“登禹号”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大陆，建国后也对中国的航海事业有颇多贡献。但是，对于“江亚”轮一事，沈达才之后不愿意再谈一字。

倒是每一年，“江亚”轮上的幸存者都会在12月3日进行一场纪念聚会。据说，在全世界会这么做的，只有另一艘船的幸存者们，那艘船叫“泰坦尼克”。

但是，这个每年一度的聚会，到了2008年就成了最后一届——很多人都去世了，或者老了，来不动了。

整整70年过去了。

灾难的真相究竟何时会水落石出？有些人当初的命运是否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？

很多事情，可能还是需要等待。

本文主要参考来源：

1、《江亚轮海难航运史上死难人数最多的沉船惨案》（米艾尼，《北京日报》，2016年4月14日）